[台湾问题论文]
苏轼,是有宋一代唯一的一位集诗、词、文、赋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他是继李白之后,文学史上的又一座浪漫主义高峰,是一位集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是后代封建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范式之一,而且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格典范——陶渊明的被发现与被树立,也主要地归功于苏轼。苏轼,与许多文学文化史上的大家一样,以其文化人格的典型性成为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就像他的诗词文赋,具有无比丰富和有待挖掘的可能性。这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本文拟从苏轼名作《赤壁赋》的解析入手,浅析一下苏轼文化人格中的典型性及其对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影响。
一、风暴后的沉思
《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好是作者贬谪黄州后的第二个年头。元丰二年(1079)当政者(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摘出苏轼诗文中的部分语句,上书宋神宗,说苏轼诽谤新法,污蔑皇帝,应该处以极刑。舒亶在奏章中称“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李定也说苏轼“无学术,滥得时名”,他们要求处死苏轼,以“沮乖慝之气”“奋忠良之心”。事实上,苏轼无非是对新法执行不当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了一下抗议。神宗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八月系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在此之前,苏轼的仕途和人生基本还是平坦的,至少没有多大的波折。这一时期的苏轼基本上还是豪气干云、睥睨万物的,他曾在寄弟弟苏辙的一首词中自负地说到“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似乎仕途人生中一切坎坷挫折都不过是芥藓之疾,不足道哉。这正好反映了青年苏轼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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