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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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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类论文] 主要思想 现有的文献在预算软约束的制度原因上还存在许多争论。虽然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预算软约束所有方面的现象，但是，对于前社会主义经济和转型经济来讲，预算软约束的形成却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林颜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7，1999）系统阐述了转型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观点，认为“政策性负担”是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分析了为什么转型经济中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会普遍存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着违背经济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下面我们以中国的经济现实为例，对上述思想进行简要的归纳。 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是指在传统的赶超战略的影响下，投资于我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社会性政策负担，则是指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这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都是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物。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中国是一个资本非常稀缺、劳动力相对富余的经济，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是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相背离的，所以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必然会对经济进行扭曲，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等以降低重工业企业的成本，并且给予市场垄断地位以提高产品价格；但是，当市场化改革开始后，经济中的要素和产品价格逐渐由市场竞争决定，失去了这些补贴和保护以后，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盈利的问题就由隐性变为显性，这便形成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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