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治学严谨与大师风范，又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文。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