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们自己收集材料所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我同吴一安教授主持过两项全国性的调查，一项是1987年的“全国英语教育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抽样调查”），另一项是1990年的“全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以下简称“素质调查”），两个调查报告均获得了优秀科研成果奖，后结集为《中国英语教育研究》，于2000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两个项目所涉及的被试师生之多、覆盖地域之广、研究变量之复杂，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恐怕也是位居前列的。这么宏大的项目之所以能做成，原因之一是有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为教育部）的支持：我们拿着“上方宝剑”（国家教委的红头文件）到全国各地，所以得到了各校的配合。当时的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蒋妙瑞和外语处处长杨勋很有科研意识和前瞻眼光，亲自过问了抽样调查，结项时来听了调查报告。素质调查得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技术支持。当时的主任官员Ian Seaton十分重视科研，看到了这个项目的潜在意义，还为此决定派我到英国去考察3个月。他的关照给我很大的信心。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我们要抽某学校的35名学生参加13项测试，为期5天。系主任却对我们说，抽人可以，但不能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考试一律在晚上进行。我们解释说，每一门测试都是在全国统一时间进行的，出现时间差异恐怕会漏题。再说，其他学校都是早晨8点进行测试，你们晚上8点进行，将来如果分数出现很大差异，你们自己负责。经过交涉，英语系同意了，但他们管不了马列主义课程和其他公共课，所以我们又不得不把教务长请来。教务长说，其他课都好说，马列主义课雷打不动。我们又宣讲了一遍此次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保证高质量数据的必要性。尽管我们费尽唇舌，教务长仍然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不让学生上马列主义课。最后，我们不……